政党转型国际观察与思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对加强党的领导做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做出了部署，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进行了专门论述，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要求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藉此顺利实现政党治理转型，则显得异常重要。 政党治理分为对内的治理和对外的治理，即内在结构体制和功能机制的治理、外在影响力的施展和外在职能责任的履行。政党治理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如何获得和巩固政权。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党必须不断地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身的目标、政策、策略，来实现政党目标。 政党转型的国际观察 一般来看，现代政党转型都非常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注重学习型政党建设和党员能力素质提升。从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党转型来看，随着其改革的深入，他们都很重视党员文化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升。除了社会关系、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等背景条件的考察外，政党领袖和普通成员的选择录用越来越注重党员能力素质的高低。 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国际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复杂，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矛盾冲突的增加，金融环境风险的加剧等等都刻不容缓地要求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具备相应高超的素质能力，具备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具备统筹协调的领导调控能力、灵活谈判的技巧、前瞻的国际视野和全局思维、专业的技术知识、干练的行事风格、持续学习和勇于创新能力等等。 注重政党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其内部逐渐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有机体系，各层面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化程度较高，实现了较大的稳定性，同时，主要领袖的变更也不会从较大地影响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西方政党制度一般都由宪法、法律或习惯法来确定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意大利《意大利共和国法》（1947）、法国《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希腊宪法（1975）、葡萄牙宪法（1976）和西班牙宪法（1978）等国家宪法中都对政党及其活动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将政党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此外，西方不少国家还在选举法等法规中对政党及其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法律不仅规定了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而且也为政党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的规范。 尤其应指出的是，德国于1967年制定了政党法，其中对政党的概念、组成要素、功能、地位和任务作了专门阐述，并有若干具体的规定，如规定政党活动方式和范围、合法地位的取得、政党间的平等、政党的组织原则、政党的经费管理和党员的权利等等。即使没有专门政党法规的英国和美国，也用法律惯例和最高法院裁决的方式规定政党的行为。这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走向法规化和稳定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这些法规体系并非超阶级的，其根本目的是把政党及其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之内。① 注重党员意识形态泛化和结构优化。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的党员录用标准较为宽松，对于成员政治立场和观点态度的严格要求有所下降，呈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阶段性。成员组成结构相对优化，对于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背景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党员的平民化和兼容趋向较为明显。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信仰、宗教、出身、职业、阶级等，都可以成为党员。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呈现共存和融合特点，政党成员的单一意识形态性有所缓和。 注重政党内外多元化交流。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党间的恶性斗争明显减弱，相互间的交流合作大大加强，政治输赢不再广泛影响政治晋升和资源权力分配。党内外的团队合作和不同团体间的交流增多，更加注重党的积极活跃性和创新力提升。政党和社会力量联系的频率、深度和强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和规模。“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② 注重政党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和灵活化。一般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党转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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